前幾天看到一個熱搜,說的是教師崗位競争激烈,有個北師大的生物學碩士,去參加深圳最好的四所中學之一的老師崗位面試,結果發現生物學進入面試的7個人裡邊,4個人是博士,而化學那邊應聘的全是博士。
還有個中學老師說,現在很多清華、北大的碩博,都想擠進中小學。
其實,類似這樣的新聞已經被圍觀過好多次了。
在前幾個月,還有一個新聞也上了熱搜——天津提前批次的師範大學錄取分數線,分數很高。
華中師大、東北師大、陝師大一些專業的錄取最低分,超過了南開大學,直逼複旦大學。北大、清華隻比華中師範大學高出13分,浙江大學反而沒有東北師範大學分數高。
這兩個熱搜的評論裡,都有不少酸言酸語。
比如下面這個評論,就覺得這是人力資源浪費: 中學老師有必要用博士嗎?能不能把學識用在更有價值的地方呢?
這其實反映了我們對基礎教育的一種很典型的“舊思想”——
基礎教育,用不着最好的人才;最好的人才,也不想去基礎教育。
就像很長一段時間裡,師範院校的錄取成績相對都是比較低的,很多師範院校需要降分錄取,成績最好的學生,不願意去考師範。
而我們也這樣“取笑”了很多年,說我們的學校是“大學生教高中生,高中生教初中生,初中生教小學生”。
但我想說,這才是大錯特錯,是應該被改變的現狀。基礎教育的價值和重要性,應該被重新認識——
就應該讓最優秀的人,去基礎教育當老師。
那真正的問題是什麼?
有兩個:
第一,是最優秀的人隻願意去深圳四大校這樣的超一流學校當老師;
第二,是我們在選拔老師的時候,隻能用“清北”、“碩博”,用名校、學曆來一刀切,師範教育的整體質量還不足以承載對好老師的需求。
就應該讓最優秀的人 去基礎教育當老師說到這個,就想說說芬蘭。
從2000年第一次在PISA測試當中奪冠,芬蘭的教育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,2009年,芬蘭更是幾乎囊括了PISA測試的各項第一。
雖然這幾年,芬蘭的成績有所震蕩,但仍然排在70多個國家中的前5名。
還有,别忘了,芬蘭的學生,還是世界上幸福感最強、學習時間最少的學生。
很多人羨慕芬蘭超高的教學質量,而且是在全國範圍内,都能做到同樣這麼高的教學質量。
那他們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呢?
答案就是:讓最優秀的人,去基礎教育當老師!
其實以前芬蘭也不是現在這樣的。
1960年,芬蘭的勞動力停止了增長,經濟發展倚賴于知識、技能的增長,這就意味着,提高教育質量,是對國家發展非常關鍵的一件事。
1973年,芬蘭經過了長達5年的讨論,終于達成了共識,就是要進行一次大刀闊斧、徹頭徹尾的公立教育系統重構。
重構的目标就是,讓全國的小孩,都能享受到平等的、最優秀的基礎教育。
怎麼樣,這個背景、這個目标,聽着是不是有點熟悉?
在這個系統重構裡,非常重要的一環,就是提高老師的準入門檻。
在芬蘭當老師的要求有多高呢?
首先,芬蘭師範學院或者專業的錄取标準非常高,隻有SAT成績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學生,才能進入師範學院。
就這麼說吧,一些年前,在芬蘭考師範學院的難度,相當于美國的喬治城大學或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。
而現在更誇張,跟考麻省理工差不多。
所以,在芬蘭能考上師範學院,就跟在美國能考上法學院、醫學院,在中國能考上清北那樣,是非常光榮的事情。
其次,所有的師範學生都要學習5年(左右),3年本科、2年碩士。也就是說,芬蘭所有的小學、中學老師都是碩士。
1995年,芬蘭開始提高對幼兒園老師的要求,想當幼兒園老師,也必須得考上師範大學,獲得學士學位。
到現在,芬蘭人已經形成了共識——在源頭上嚴格準入,選拔最優秀的老師,是認真對待教育的唯一辦法。
這項改革,從根本上改變了芬蘭教育。
哈佛大學創新教育研究員托尼·格瓦納博士在紀錄片《芬蘭現象》裡甚至說,這是芬蘭教育之所以成功決定性的因素。
而國内的現狀是什麼呢?
之前中國新聞周刊在報道裡說過,師範院校的主要問題,不是數量不足,而是生源差。
教師資格證的考試,更是存在着各種亂象。
我看過一個數據,說2019年考教師資格證的就有将近900萬人。
在網上随便一翻,就能找到很多這樣的幫助考教師資格證的網站。
哪怕你是一個完全沒學過教育學的人,按照他們教的方法,把題庫背一背,就有可能考出一張教師資格證。
一二線城市的學校可能在老師的準入上把關還嚴一點,但培訓行業、三四線城市的某一些學校,拿着一張這樣考出來的教師資格證,就可以去當老師了。
我就聽一個朋友說過,她的一個親戚,覺得在北京生活很辛苦,想要回老家縣城,琢磨了一下,回去做什麼呢?要不去當個老師吧。于是在家準備了兩個月,考了一張教師資格證。
這種現象,和清北碩博當中小學老師,哪一個才是我們應該去關注、去批判的呢?
但最優秀的人 不能隻想去最好的學校當老師網上也有一種聲音,嘲笑清北碩博争當中小學老師,就圖人家穩定、待遇高。
有網友曬出了深圳一個小學班主任的工資單,年收入大概是33萬元,上海一個高級中學老師的年薪也超過30萬。
(*圖片源自網絡)有很多學校還會為老師提供安家費、人才公寓,為配偶解決工作,為子女解決入學等等。
對這種聲音,我就想反問一句:不應該嗎?
老師就應該成為待遇很好、對年輕人很有吸引力的職業。
要我說,可惜的是能給出這種待遇的城市、學校還是太少了。
還是說芬蘭。
芬蘭教育部長帕西·薩爾伯格在一次采訪裡說,芬蘭做了很多工作,來讓年輕人覺得當老師有趣、有吸引力。
芬蘭老師的收入在全社會各種人群的收入裡,保持在中等偏上。
而且因為選拔很嚴格,一旦當上老師之後,就沒有考核,不用評職稱,也不會被辭退,相當于一個鐵飯碗,絕大部分老師會一直工作到退休。
那芬蘭和中國的現狀不同在哪呢?
芬蘭沒有私立學校,全部是公立學校;也沒有超級學校,所有的學校都受到基本相同的财政支持,規模差不多,老師的收入也差不多。
所以對于芬蘭的孩子來說,最好的學校,是離家最近的那一所;
對于芬蘭的老師來說,最好的學校,也是家門口那所。
但從中國目前來看,還是剃頭擔子——一頭熱。
一頭是一些好的地區、好的學校,清北碩博、哈佛牛津打破頭。
今年上半年,南京12個區招聘2760個老師,有7萬個人報名。
杭州的幼兒園、小學,海歸碩士組團進入。
一邊是很多地方,老師招不滿,師範沒人考。
像今年河南的地方公費師範生,9所院校全部缺檔,招生計劃2500人,缺檔418人。
有很多網友的擔心挺有道理的:
學生不卷老師卷,好的老師都送進了好的學校,家長也隻能想方設法把孩子送進名校,這會加劇教育的不均衡。
教育公平,隻讓孩子減負不行啊。
應該讓最優秀的人想去當老師,但是不應該讓最優秀的人,隻想去超級學校當老師。
當然,中國地大物博,和芬蘭國情不同,不能一概而論。
可是芬蘭的經驗或許值得借鑒。
比如,強調政策、資源的公平,甚至,越是落後的地區、學校,越應該得到财政的傾斜,越應該有能力給老師開出好的待遇,通過政策的調配來打破教育的不均。
而不是把資源持續向好的地區、好的學校傾斜,使得強者恒強、弱者恒弱。
高質量的師範教育 是關鍵對于一些學校招聘老師的“學曆内卷”,也有人覺得很可笑,因為清北碩博,不代表他們就一定懂教育,一定能教好孩子。
這話倒是沒錯,隻不過,這反映的不是這些學校的校長不懂教育,而是目前我們國家的師範教育,從總體而言,生源和教育質量還不夠好,無法承載起對好老師的需求,所以名校、學曆才成為了單一的選拔标準。
而芬蘭的師範教育之所以好,不僅僅在于嚴準入、碩士學曆,更在于對未來的老師高質量的培育。
在芬蘭,一個師範大學的學生要學習5年左右。
前三年,進行專業學習,就是要把你以後教的科目學明白。教數學的老師怕數學、不懂數學,語文是體育老師教的,這種事在芬蘭不可能發生。
在《芬蘭現象》的紀錄片裡,有個曆史與社會學的實習教師,第一次上課的時候,學生問了很多刁鑽的問題,他都接住了,就因為他對自己教的這個主題有非常豐富的知識。
後面兩年,師範學院的學生要進入公立學校實習,學習怎麼上課。
而且,這不是走走過場的那種實習。
他們要大量觀摩别的老師的課程。
要動手寫教案,跟導師讨論、修改,然後真實的去上課,再不斷接受反饋、改進。
嚴苛程度類似于對住院醫師的要求。
你不能讓不懂醫學、沒做過手術的人上手術台,就不能讓不懂教育、沒上過課的人上講台,這是芬蘭人的理念。
(老師不斷被要求,要給孩子更多發言的機會)
也因為這樣的高标準、嚴要求,小學、中學老師在芬蘭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職業。
在《世界上最聰明的孩子》這本書裡,一個芬蘭的學生就說他們都很尊敬老師,因為——
“我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老師有多麼優秀”。
試想,如果最優秀的人願意做老師,最優秀的孩子願意考師範;
如果我們的師範院校,能給所有未來的老師,提供統一的、高水平的教育和培訓,
那麼,老師的招聘就不再需要唯學曆、唯名校論,師資不均的現狀也将被改變。
其實,這些變化已經在發生了。
“十四五”時期,我國有個指導政策,就是要聚焦高質量教師隊伍建設,加大對師範院校的扶持。
有個評估顯示,高考成績前30%的學生,報考師範專業的比例,2018年是18.3%,2019年提高到了33.4%。
這條路不會很短,但希望它能走的更快一些。
最後,我想把華為3年前的一個公益廣告片放在這裡,希望大家都能點開看看。
借用裡面的一段話來結束這篇文章吧:
基礎教育是人才成長的起點
一個國家的強盛
是在小學教師的講台上完成的
讓教師成為最偉大的職業
成為優秀青年的向往
用最優秀的人
培養更優秀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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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話要說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