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熹的一生，說說宋代朱熹理學

　　曆史的慣性不會停擺，大一統基因不會改變。在南廷偏安一隅、抱殘守缺的時代，詩人詞家奔走呼号，熱血健兒前仆後繼走上抗金前線流血犧牲的時候，南 宋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們，退居山林，潛心研究宋明理學。朱熹在理學上取得的巨大成就，為儒學為漢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，成為華夏在百年分裂後重新大一 統的凝結劑。

　　是中國曆史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，神宗發布過“政事之先，理财為急”的诏令，又是中國唯一一個長期不實行“抑 商”政策的王朝。經濟的快速發展導緻“金融業”的膨脹，神宗時全國年鑄币達到506萬貫，是開元盛世年32萬貫的15.8倍。宋代還出現了世界上最早 的紙币“交子”，開設了世界上第一個負責紙币發行的“中央銀行”——益州交子務。工商業發展導緻城市擴張，北宋首都汴梁、南宋首都臨安人口均超過百萬，而 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也隻有10萬人口。南宋退居臨安（杭州）以後，東京汴梁乃至整個北宋的富豪巨賈、文人學士知識階層，全都前呼後擁來到 南宋新都臨安或陪都建康（南京），臨安頓時成為繁華富庶之區。

　　當初定都杭州，他的理由似乎是很充分的。杭州在北宋已是萬物富庶 的“東南第一州”，而且杭州比建康更遠離前線，相對比較安全；其次杭州離建康又不太遠，同樣位居江浙最富庶地區，在财物的供給上與建康沒有太大的區别。許 是為了安撫主張定都建康群臣的心，高宗将建康作為“行都”，也就是陪都。

　　南宋的教育事業相當發達，朝廷在杭州創辦的“三學”有很高的 聲譽。“三學”是太學、武學、宗學。太學是南宋的最高學府，太學生的畢業成績分上、中、下三等，上等生員由皇帝親自召見，然後委派為統治階層的官員。太學 生有很強的參政意識，秦桧的黨羽湯思退執政，就是在太學生的上書強烈反對下免職的。南宋的武學顧名思義是軍事大學，專門培養軍官，殿試第一名可任為正将， 第二、三名則為副将。宗學則是培養宗室子弟的教育機關。

　　南宋時代的杭州極為繁榮，茶坊、酒市、勾欄、瓦肆為主體的第三産業，更是彰顯 出一派無比奢華、歌舞升平、國泰民安的虛假盛世景象。當時杭州城有五花八門的雜戲、雜技。北方流落的藝人們在街頭賣藝，表演一些如踢瓶、弄碗、踢缸、花 鼓、壁上睡、虛空挂香爐、燒火等等名目繁多的遊藝節目。西湖的千嬌百媚，岸柳蘇堤，更是讓人流連忘返。北宋的曾大規模疏浚過西湖，到了南宋，曆任知府 更是把整治、疏浚西湖當作任内的一件大事。而君臣們也是一天到晚嬉遊逸樂，流連于湖光山色。

　　宋高宗沒能收複中原，這位酷愛書畫的皇帝 卻在南渡尚立足未穩時，就忙着招攬南方各地的畫師，也有從北方流落到臨安的畫師，建立南宋禦前畫院。畫師們畫了西湖又給西湖取上一個個動聽的名字，這就是 流傳至今的西湖十景：蘇堤春曉、曲院風荷、平湖秋月、斷橋殘雪、柳浪聞莺、花港觀魚、三潭印月、雙峰插雲、南屏晚鐘、夕照。南宋著名畫家馬遠有《踏歌 圖》傳世，此圖近處田垅溪橋，疏柳翠竹，老農邊歌邊舞于垅上；遠處高峰刀削，宮阙隐現，朝霞一抹。整圖氣氛歡快、清曠，形象地表達了“豐年人樂業，垅上踏 歌行”的詩意。踏歌是民間一種不拘程式的娛樂形式，用足蹬踏而作歌之意。《武林舊事·元夕》有寫南宋京城臨安繁華氣象的詩：“人影漸衡益露冷，踏歌聲度曉 雲邊。”張武子詩：“帖帖平湖印晚天，踏歌遊女錦相牽；都城半掩人争路，猶有胡琴落後船。”可見踏歌這一娛樂形式在平民中甚為盛行。

　　 南宋各朝對士大夫是相當寬容的。寬松的仁政卻造就了一個肆無忌憚的特權階層，這個特權階層推波助瀾加劇了虛假的表象。因為在那個時代，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産 資料，而生産資料的掌握很不公平。由于朝廷“不抑兼并”，而南宋的士大夫們“宦遊而歸，鮮不買田”。特權階層為搶占田地往往不擇手段，且想方設法逃避稅 賦，結果造成耕地免賦的竟然超過一半，就連宋真宗都感歎“天下稅賦不均”。再加上南宋工商業的國家壟斷經營，諸如鹽、酒、茶、舶來品等，在大部分時間都屬 于專賣物品，不許私造私販。壟斷的結果是特權階層利用專賣制度大發橫财。特權階層在追求“赢家通吃”的遊戲中，掏空了國家生存的基礎。如此偏安一隅的虛假 繁華，卻把文化發揮到淋漓盡緻。難怪詩人範成大在他所著的地方志《吳郡志》中說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

　　南宋王朝，在偏安中享樂今宵，早已将收複中原、統一國家的大業抛到了九霄雲外。南宋詩人林升曾寫下這麼一首諷谏詩：

　　山外青山樓外樓，

　　西湖歌舞幾時休？

　　暖風薰得遊人醉，

　　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
　 　上面這首描寫西湖的諷谏詩，對朝野醉生夢死的享樂主義鞭辟入裡。北宋中、晚期的汴州（開封），曾有兩個對後世都頗有影響的詞人：柳永、周邦彥，他們幾乎 一生都是為青樓的妓女寫歌詞。由此可見，妓女在當時是何等泛濫。南渡後作為南宋都會的杭州，比當初的汴州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官吏腐敗奢淫，士大夫失去以國為 家、再造大統一的政治理想，精神殆廢，得過且過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。然而，曆史的慣性不會停擺，大一統基因不會改變。

　　在南宋朝廷偏 安一隅、抱殘守缺的時代，詩人詞家奔走呼号，熱血健兒前仆後繼走上抗金前線流血犧牲的時候，南宋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們，退居山林，潛心研究宋明理學。朱 熹在理學上取得的巨大成就，為儒學為漢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，成為華夏在百年分裂後重新大一統的凝結劑。

　　朱熹，字元晦（一作仲 晦），祖籍江西婺源，南宋高宗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出生在福建南劍州（今南平市）的尤溪。父親朱松在朝為官，是北宋哲學家程颢、程頤的三傳弟子。他與嶽 飛、秦桧是同時人，曾任朝廷秘書省正字職，因反對秦桧主和，被逐出朝廷。朱松回到福建建陽家中，朱熹随父在建陽度過了他的童年。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，蔔者 說：“富也隻如此，貴也隻如此，生個小孩兒，便是孔夫子。”這恐是後人附會，但朱熹後來成為曠世大儒則是事實。當時南劍州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，朱 松十分熱衷道學，與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。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響。

　　朱熹從小接受飽學之士父親的教誨，聰明過人。4歲時父親指天說：“這是天。”朱熹則問：“天上有何物？”父親大驚。朱熹勤于思考，學習長進，8歲便能讀懂《孝經》，在書頁上題字自勉曰：“苦不如此，便不成人。”

　 　紹興十三年（1143年）二月，朱松病逝。朱松去世前，特将朱熹托孤給劉子翚、劉勉之、胡憲三位好友，臨終吩咐朱熹說：“此三人者，吾友也，學有淵源， 吾所敬畏。吾即死，汝往父事之，而唯其言之聽。”安葬父親後，14歲的朱熹遵循父親的遺囑，跟随母親移居到崇安武夷山的五夫裡，從此開始了他在武夷山對理 學一生的不懈追求。當時的武夷山，已經有一批南渡的儒學大儒隐居于此。首開理學先河的是被譽為“程門立雪”的楊時、遊酢等人。據說二人在二程門下學成南歸 時，程颢在送别他們的時候，握着兩位學徒的手，語重心長地說：“吾道南矣！”

　　二人不負恩師重望，選擇武夷山作為探究傳播理學的寶地， 與同樣隐居于此的劉子翚、劉勉子、胡憲等一批理學名流交往密切，經常相邀飲茶遊山，切磋學問，成就斐然。楊時在這裡完成了《四書解義》《三經義辨》等。遊 酢于元符二年（1099年）築水雲寮于武夷山雲窩，在那裡讀書著文，教徒講學，終老于此。同時期居住在武夷山的還有大儒學家胡安國、江贽等人。雖然當時武 夷山已經成為理學聖地，但是，也許誰也沒想到，一個14歲孩子的到來，對理學的發展将有着怎樣的影響。

　　劉子翚三位先生不負老友重托， 對朱熹像父親對兒子一樣孜孜不倦地教誨。劉子翚還為朱熹構築了簡易的屏山書院，朱熹母子就居住在那裡。朱熹更是聰穎靈慧，深得三位先生的喜愛，以至劉勉之 後來把自己美貌的女兒嫁給了朱熹。朱熹在三位先生那裡受到了全面正規的教育，從臨摹法帖到苦讀經書，一面為科舉入仕攻讀程文與詞章之學，一面為入“聖 賢之域”而潛研程颢、程頤的“洛學”，為以後成為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理學大師奠定了很堅實的基礎。

　　紹興十八年（1148年），19歲 的朱熹考中進士，22歲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，從此開始仕途生涯。赴任途中朱熹拜見了著名道學家、程頤的兩傳弟子李侗。紹興三十年（1160年），30歲 的朱熹決心要跟李侗求學，為表誠意，他步行幾百裡從崇安走到延平。李侗極為欣賞這個學生，替他取一字曰“元晦”。朱熹随李侗研習一段時間後，紹興三十一年 （1161年）秋，南宋跟金的關系緊張，金統治者完顔亮分兵四路南進，馬踏長江北岸。宋高宗準備出海南逃，由于右相陳康伯竭力勸阻而作罷。不久宋軍擊潰金 兵，消息傳至當時朱熹求學的延平李侗家中，朱熹為民族的勝利欣喜若狂，寫下了慶賀的詩篇，表達他不可抑制的喜悅心情。同時，他又給負責軍事的大臣寫信，指 出必須乘勝出擊，坐視中原而不進取是不明智的。不久高宗退位，孝宗登基繼立，在廣大軍民要求的壓力下，起用了抗戰派将領張浚，平反了的冤案，貶谪了秦 桧黨人。朱熹這時上奏孝宗，提了三項建議：（一）講求格物緻知之學；（二）罷黜和議；（三）任用賢能。在奏章中鮮明地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。

　 　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。他趕至杭州，正值宋軍失利，朝廷派人議和，朱熹仍強烈反對。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，慷慨陳詞。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，命其為 開學博士侍次，此職非其所長，未免有點諷刺。朱熹乘機面見張浚，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。但不久張浚罷相，出任外地，病死途中。朱熹專程趕至豫章（今南 昌）哭靈，痛惜抗金大業受挫。此時朝廷内主和派勢力猖獗，金兵渡過淮水。朱熹對此憂心如焚，但難有所為。

　　隆興元年（1163年），朱 熹回福建崇安，仍回武夷山侍母講學。他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：“夫沮（阻）國家恢複之大計者，講和之說也；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，講和之說也；内（拂） 吾民忠義之心，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，講和之說也。”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。次年隆興和議之後，宋金結為伯叔，關系暫時緩和下來，朱熹便一頭鑽進理 學中去了。他在故裡修起“寒泉精舍”，住此十餘年，大都伴着武夷山的湖光水色從事講學和著述活動。他生徒盈門，相繼編著了《論語要義》《程氏遺書》《資治 通鑒綱目》等31部理學重要著作，晚年完成的《四書章句集注》奠定了朱熹理學的基礎。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诏不應。

　　朱熹理學認為在超現 實、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标準，它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标準，即“天理”。隻有去發現（格物窮理）和遵循天理，才是真、善、美；而破壞這種真、善、美的是“人 欲”。因此，他提出“存天理，滅人欲”。這就是朱熹針對南宋時代物欲橫流、思想迷惘提出來的理學核心。淳熙二年（1176年）夏，朱熹與陸九淵兄弟舉行 “鵝湖之會”的學術辯論。陸九淵提出的主觀唯心論認為，人們心中先天存在着真、善、美，主張“發明本心”，即要求人們自己發現心中真、善、美以達到自我完 善。這與朱熹的客觀理學思想的主張不同。因此，雙方辯論争執，以至互相嘲諷，不歡而散。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“鵝湖之會”，從此有了朱熹的“理學”與 陸九淵“心學”兩大派别。

　　淳熙四年（1178年），朱熹，出任“知南康軍”。盡管他重新入仕，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。在廬山 李渤隐居舊址，建立“白鹿洞書院”進行講學，并制定一整套學規，即：“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别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的“五教之目”；“博學 之，審問之，謹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的“為學之序”；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懲忿窒欲，遷善改過”的“修身之要”；“政權其義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”的 “處事之要”；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”的“接物之要”。

　　這個“白鹿洞書院”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，而其“學規”則成為各書院的楷模，對後世發生了巨大影響。

　 　淳熙七年（1181年），朱熹解職回鄉，在武夷山修建“武夷精舍”，廣召門徒，傳播理學。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，他又于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“四 書”（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《論語》《》），并刻印發行。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四書影響深遠，後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，使得儒家思想更進一步成為全 面地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武器。紹熙三年（1193年），朱熹任職于湖南，不顧政務纏身，又主持修複了四大書院之一的長沙嶽麓書院。嶽麓書院同樣成為朱 熹講學授徒、傳播理學的場所。書院在南宋發展盛行，幾乎取代官學，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是分不開的。

　　朱熹一生雖然為官時間不多，但 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，或多或少地為下層人民辦好事。他退居崇安時期，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，爆發農民起義。有鑒于此，朱熹主張設“社倉”，以官粟為 本，“俾願貸者出息什二……歲或不幸小饑，則馳半息，大俊則盡。”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，無疑是有惠于民的。此 後，朱熹并在多處推行。1178年朱熹任“知南康軍”（今江西星子一帶），上任不久發生災荒，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。同時，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，一方面 解決石堤失修問題，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饑民，解決他們缺食問題，饑民稱善。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，時值土地兼并盛行，官僚地主倚勢吞并農民耕地，而稅額 沒有随地劃歸地主，至使“田稅不均”，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，階級矛盾激化。為此，朱熹提出“經界”，即核實田畝，随地納稅。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 負擔，損害大地主的利益，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。“經界”終于未能推行，朱熹憤怒不已，辭職離去，以示抗議。

　　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 學，使之成為統治思想。但因理學初出，影響不深。同時，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，緻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。1181年8月浙東饑荒，朱 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。他途經杭州，入對七劄，陳述時弊。朱熹到職後，微服下訪，調查時弊和貪官污吏的劣迹，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 戶豪富。他不徇私情，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。于是，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，斥其為“僞學”，朱熹被解職回鄉。1187年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，管 理贛州（今贛縣）、江州（今九江）一帶地方的司法、刑獄、監察、農事等方面的事務。不久王淮罷去，理學一時得勢，朱熹更是仕途順利，幾年後受宰相趙汝愚推 薦，當上煥章閣侍制兼侍講，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。剛即位不久的甯宗全面肯定了理學，稱朱熹為“儒宗”，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内部團結的希 望。朱熹為甯宗進講《大學》，每逢雙日早晚進講，但他借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，終于使甯宗不滿。這個封朱熹為“儒宗”的甯宗皇帝，終以幹預朝政的罪名，将 朱熹逐出朝廷。

　　慶元元年（1195年），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趙汝愚受韓侂胄排擠被罷相位，韓侂胄勢焰盛極一時。韓侂胄因朱熹曾參與趙 汝愚攻擊自己的活動，于是發動了一場抨擊“理學”的運動。慶元二年，葉翥上書，要求把道學家的書“除毀”，科舉取士，凡涉及程朱義理一律不取。監察禦史沈 繼祖指控朱熹十罪，請斬。朱熹的得意門生蔡元定被逮捕，解送道州。一時理學威風掃地，被斥為“僞學”，朱熹被斥為“僞師”，學生被斥為“僞徒”。甯宗一改 舊态，下诏凡薦舉為官，一律不取“僞學”之士。

　　慶元六年（1200年）三月初九，朱熹終于在家裡憂憤而死，享年71歲。臨死還在修改 《大學誠意章》，可見他是如何矢志于樹立自己的理學，然而生前終未如願。朱熹生前對家鄉不勝懷念，曾兩次回歸婺源故裡。為了寄托鄉思，他曾寫下懷念故鄉的 詩，至今也還是感人的。《對月思故鄉》詩曰：

　　沉沉新秋夜，涼月滿荊扉。

　　露泫凝餘彩，川明澄素晖。

　　中林竹樹明，疏星河漢稀。

　　此夕情無限，故園何日歸？

　 　朱熹去世12年後，南宋嘉定五年（1212年），朱子理學的代表作《四書章句集注》被朝廷定為國學。在此之後，朝廷對朱熹也進行了多次追封：從文公、太 師、信國公、徽國公到齊國公等不一而足。再過100年，到了皇慶二年（1313年），朱熹的《四書章句集注》《易本義》《詩集傳》，胡安國的《春秋 傳》，蔡沈的《書集傳》被朝廷诏頒為科舉取士的經文定本。理學成為元、明、清三朝的官學統治思想，成為中國大一統王朝曆史慣性的内核和基礎。

　 　朱熹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了儒家思想，他在天理與人欲之間将人格定位得不偏不倚至善至美。他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一生對東方哲學思想的不懈探索，對崇高社會道 德的不懈追求，以至他的思想達到了後人無法企及的高度。朱熹的理學思想不僅在中國主導大一統王朝700年之久，而且對日本、韓國、朝鮮以及東南亞國家的思 想文化及他們的統一産生過不可磨滅的巨大影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