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的民間藝人,大多隐姓埋名。民間工藝界的行規,也使得民間藝人習慣了默默無聞。比如說,你脖子上挂着塊翡翠,你不知道是誰雕刻的;你腳上穿着雙繡鞋,你不知道是誰的手藝;你吃飯用的青花碗,你不知道是誰制作的;你家裡有張雕花大床,你也不知道那是誰的作品。古往今來,民間藝人大多不在作品上署名,誰知道他是何方高人呢?可是紫砂界卻不一樣了。在一把紫砂壺上,我們至少可以在三個地方看到作者的簽名,一是壺底,二是壺蓋,三是壺把的下方。除了在“文革”那樣的特殊年代,紫砂壺的制作者,從來都是要鄭重其事地署名、不厭其煩地落款的。
雖然,紫砂壺在清代也成了皇家供品。但是,紫砂壺藝界從來就沒有官窯這一說。因此,也沒有出現過用“大清制造”、用“乾隆禦制”這樣的官印來取代個人落款的行規。
雖然,紫砂界存在過“合作社”、“紫砂廠”、“紫砂集團”這樣的組織形式,但是,紫砂壺的創作與生産,從來都是以某個人為中心的,海内外的買家、炒家和藏家,也從來都是隻認名頭不認單位的。
這一現象,這一工藝美術界的例外,說明什麼問題呢?它至少可以說明,紫砂壺藝界自古尊重壺藝家的個體勞動,自古重視作者意識、責任意識與品牌意識。而對于這些意識的重視,其意義是深遠的。依照魯迅先生的說法,那是“人的自我覺醒”的标志。
在中國,每個行業都有供奉祖師爺的習俗。例如,木匠供奉魯班,郎中供奉華佗,紡紗女供奉嫘祖。如果,某一個行業原本就沒有祖師爺,那也得找一個出來予以追認。
紫砂界追認的祖師爺,特别有意思。那位祖師爺,絕對不會做壺,甚至都沒有到過陶都丁蜀鎮。那個人叫範蠡,就是幫助越王勾踐滅吳複國的範蠡。範蠡跟西施私奔之後,在浪迹江湖的歲月裡,曾經用過一個化名,叫陶朱公。就憑這一點,紫砂人就決定,将範蠡先生追認為祖師爺了。
史學家們普遍認為,陶朱公的陶,與陶器沒有什麼關系。“陶”在春秋戰國年代,是一個地名。那地方,應該在現今的山東省境内。所謂陶朱公,就是生活在“陶”這個地方的朱先生。迄今為止,沒有任何史料能夠證實,範蠡,或者西施,做過陶器,販運過陶器或是開過陶器行。即便如此,紫砂界還是選擇了範蠡擔當祖師爺。
這是行業心理在起作用。紫砂界之所以選擇範蠡當祖師爺,起碼可以說明一點,這一行的老少爺們,對于範大将軍愛美人不愛江山、愛自由不愛王位的浪漫情懷,不僅是認同的,而且是贊許的,甚至是羨慕不已的。正因為紫砂壺藝界自古就有尊重作者、崇尚自由的傳統,在這個行當裡出類拔萃、叱咤風雲的人物,個個性格突兀,人人身懷絕技。在此,我願意為大家介紹幾位壺藝大家。
時大彬:尚理崇文,享譽朝野
時大彬,号少山,生卒年份不詳,大緻生活在明代萬曆至清朝順治年間。他是紫砂壺藝界知名度最高的一個人,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成名了。
翻開明代的小說,我們發現,時大彬的名字出現的概率非常高。例如,在明末的小說《拍案驚奇》中,就有這樣的描寫:“壁間紙畫周之冕,桌上砂壺時大彬”。意思說啊,這戶人家牆上挂的畫,是萬曆年間著名的花鳥畫家周之冕的大作,而桌子上擺放的壺,是著名的大彬壺。作者淩蒙初企圖以此表明,這戶人家,品位不俗,家底殷實。明代另一位作家金木散人在《鼓掌絕塵》第三十三回中也寫道:“香幾上擺着一座宣銅寶鼎,文具裡列幾方漢玉圖章。時大彬小瓷壺粗砂細做,王羲之蘭亭帖帶草連真。”由此可見,在明代文化人的心目中,大彬壺是品位極高的“雅玩”,是與宣德爐以及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一個檔次的寶貝。
時大彬是陶都宜興人。他的文化程度不高,但尊師重教、尚理崇文,非常喜歡結交文人雅士。如太倉學者王世貞,松江名士陳繼儒,都是他特别仰慕、時常拜會的壺友。時大彬不媚俗,他媚雅,他老是不停地變換花招,取悅文化精英。他原來是做大茶壺的,而且做得非常好。當他發現,文人們更愛便于把玩的小茶壺,他便改弦更張,不再做“飲茶”的大壺,專做“品茗”的寸柄小壺了。
在與文人雅士的交往中,時大彬不僅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質,也将濃郁的文人氣息,融進了紫砂壺。有句詩是這樣贊美大彬壺的:“千奇萬狀信手出,巧奪坡詩百态新。”意思說啊,時大彬把蘇東坡詩詞中的意境,融進了百态千姿的新壺。
文化人,總愛抒發點思古之幽情。為了滿足、迎合文人的這一情結,時大彬在泥料的選擇和壺型的設計上,十分注意古風、古韻的承載與表現,因而做出來的茶壺,“敦厚”,“渾樸”,“砂粗質古肌裡勻”,深受文人的喜愛。關于這一點,時大彬的高徒徐友泉,自歎不如自己的師傅。他曾經這樣說過:“吾之精,終不及時之粗”。意思說,我做的茶壺雖然非常精緻,但終究比不上時壺的粗放、粗犷啊。
時大彬做的壺,不僅走進了文人的書房,也闖進了皇家的宮廷。坊間流傳過這樣的詩文:“明代良陶讓一時”,“宮中豔說大彬壺”。這些詩文,描述的就是皇親國戚、後妃貴人對于大彬壺的豔羨。
時大彬活着的時候,就有人模仿“大彬壺”。因此,時大彬發明了一種非常有趣的防僞保真術。《揚州畫舫錄》中有這樣的記載:“彬技,指以柄上拇痕為标識。”意思說啊,他用自己的大拇指,在壺把上摁上一個籮箕,做一個特别的記号,以此來區分原作與赝品。
時大彬是個長壽的高人,享年七十有餘。按說,他一生創作的紫砂壺,數量應該是很多的。但是,存世的大彬壺卻非常少。怎麼會這樣呢?經過考證,人們發現,原來許多大彬壺都被時大彬自己給砸碎了。
他為什麼要砸自己的作品呢?因為時大彬是個追求盡善盡美的怪人。史書中有這樣的記載:“每有新作,如不惬意,即行毀棄,雖碎棄十有八九,亦在所不惜。”意思說,隻要出現自己不滿意的作品,他立馬就把它砸了。雖然,十把茶壺被他砸了八九把,他也決不吝惜。
把不滿意的作品摔掉,那是需要勇氣的。尤其在作者成名之後,摔掉的可都是黃金白銀啊。他能夠堅持這樣做,确實令人敬佩。時大彬這一驚世駭俗的舉動,為壺藝界帶了個好頭,留下了一個優良的傳統。
據我所知,在時大彬之後,許多壺藝大家都繼承了這一傳統。通常的做法是,每到中秋賞月的時候,壺藝家都會邀請一些文人雅士、各界高人來到家裡做客。茶過七巡,壺藝家就會将自己一年來的創作成果,捧出來請他們鑒賞,品頭論足。最後,評選出幾把公認的好作品來。作為一年的勞動成果,那些壺,或者出售,或者留用。其餘的,也就是次一點的、有争議的、沒有受到追捧的壺,統統當衆摔掉,一把也不留。“一将功成萬骨枯”。在較真的壺藝界,那也真是“一壺傳世萬壺碎”啊。
從時大彬開始,真正的壺藝大家,沒人願意破這個傳統,破這個行業慣例。也正因為如此,時大彬的傳世之作,都是最好的,沒有較好的。時大彬因此也長期享有“千載一時”的美譽。
陳曼生:不戀官場,酷愛壺藝
陳曼生,清乾隆至嘉慶年間人,名鴻壽,字子恭,另有老曼、曼公、恭壽、種榆仙客等别号一長串。他可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手藝人,他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下海做壺的文化人。
陳曼生的本職工作,是當縣太爺。他長期擔任溧陽縣知縣。可是這人太癡迷紫砂壺了,他經常不升堂、不斷案,偷偷溜到宜興去品新茗、賞新壺。
陳曼生是個才子,詩、書、畫、印樣樣精通,是“西泠八大家”之一。出版過《種榆仙館印譜》等許多“學術成果”。因為愛壺,陳曼生放下縣太爺的身段,找到紫砂藝人楊彭年、楊寶年、楊鳳年兄妹三人,與他們達成協議,聯合開發紫砂新品。具體的分工是,陳曼生負責設計與篆刻,楊家兄妹負責捏制與燒成。雙方優勢互補、精誠合作,創作了大量的紫砂名壺,并推出了著名的品牌“曼生壺”。
陳曼生與楊家兄妹合作,開創、完善了在壺體上刻字、作畫的工藝。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創舉。因為有了這套工藝之後,無論是文人偏愛的佳句、箴言,還是百姓喜歡的山水、花鳥,都可以刻到壺上來了,從而極大地提升了紫砂壺的文化含量以及适應市場的能力。
“曼生壺”的風格獨特,内涵豐富。尤其是那些個壺銘,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。
壺銘之一:“月滿則虧。置之左右,以為我規。”這是刻在一把半月壺上的座右銘。意思說啊,盛極必衰,樂極生悲,我将這把壺随身攜帶,放在眼前,作為我為人處世的一個提醒。
壺銘之二:“内清明,外直方,吾與爾偕臧。”臧者,好也。偕臧者,大家都好也。這是刻在一把方貨上的壺銘。意思比較明确:對内,我們親兄弟明算賬;對外,我們講原則守規矩。這樣一來,對我對你都會有好處。
壺銘之三:“笠蔭,茶去渴,是二是一,我佛無說。”這一句文氣更足,雅趣也更濃,是刻在一把鬥笠壺上的。者,中暑也。意思說啊,鬥笠可以遮陰去暑,而茶湯可以解渴,兩者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呢?佛祖沒有告訴我。平實中透着機趣。
陳曼生寫壺銘,确實堪稱一絕。那些句子既切壺,又切茶,而且意味深遠。
在陳曼生之前,許多陶器上已經出現了銘文,但檔次都不是很高。例如:“扣門三五下,自有出來人。”這是教人懂禮貌的,叫人别一個勁地老敲人家的門。再如:“主人居此宅,可以鬥量金。”這是炫耀主人有錢的,沒什麼文化氣息。又如:“上有東流水,下有好山林。”這顯然是句套話,文化含量稀薄。
因為曼生壺上總是刻着精彩的名言佳句,故而留下了“壺随字貴,字依壺傳”的佳話。
“曼生壺”的落款大多為“阿曼陀室”,而“阿曼陀室”是紫砂壺藝界第一個強強聯合的研發基地。在那兒,陳曼生整理出了一整套制作紫砂壺的圖譜,也就是著名的“曼生十八式”。在該研發基地的大堂裡,懸挂着陳曼生撰寫的一幅有趣的對聯:“青山個個伸頭看,看我庵中吃苦茶。”絕妙地表達了這位縣太爺超凡脫俗的、自鳴得意的心态。
陳曼生還以縣太爺的身份帶動了一批文人墨客、朝野名士,共同關心、一起扶持紫砂業的發展,大大地提升了紫砂壺的文化品位和做壺人的社會地位。陳曼生對紫砂業的貢獻是别人不可替代的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于右任、關山月、劉海粟、陳大羽、馮其庸、韓美林、亞明、唐雲、啟功等現當代的文化名流,都是陳曼生的同道者、後來人。
有話要說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