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易经》作为一门“洁静精微”的学问，它之所以具有永恒的生命力，即在于它总能解决每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。今读《刘君祖完全破解易经密码》系列，使我对《周易》的当代价值有了更深的了解。《易经》本是卜筮之书，而卜筮则是先民“决嫌疑，定犹豫”的重要方式，在其神秘的外衣下，包裹着对现实和未来的关注与抉择，透显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。重要的不是事先预知未来的吉凶休咎，而是明晓之所以吉凶休咎的缘由。如此吉，不如此则不吉；如此凶，不如此则不凶。这是相反相成的道理。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莫不如此。如师卦“初六”爻辞“师出以律，否臧凶”，“否臧”才会“凶”，如果“臧”则不凶。节卦“六四”爻辞“安节，亨”，“安节”才能“亨”，如果不能“安节”则不“亨”。虽然《易经》中未必每条卦爻辞都明言吉凶的缘由，但在其卦爻象中一定表达出了相应的信息。明晓了吉凶休咎的缘由，才能够做到趋吉避凶，而趋吉避凶的关键则是身处其中的人。所以说，《易经》所关切的中心是现实中的人，而不是神秘玄虚的力量。《易经》在表达方式上，无论是其卦爻符号还是卦爻辞，都是独特的象征性语言，这种象征性语言的含蓄性、开放性，使《易经》具备了广阔的意义涵摄力，各种境遇中的人都能从中获取有益的启迪。

孔夫子晚而好《易》，爱不释手，以至于“韦编三绝”，并说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（《论语•述而》）孔子以其卓越的人文智慧，对《易经》所蕴含的宇宙人生之理做了创造性的解读，实现了易学由占筮到德义的转换和提升。孔子提出治《易》应当“幽赞而达乎数，明数而达乎德”（帛书《要》）。“赞”是借助于神明而占筮吉凶，但却不能明了其所以然之理；“数”则是能把握占筮吉凶的所以然之理，对宇宙人生的法则有一个明确的认识；“德”则在“明数”的基础上能体察《易》与占筮中的德义内涵，将易理贯彻到人生践履之中，做到进德修业、知机明时。《说卦传》云：“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赞于神明而生蓍，参天两地而倚数，观变于阴阳而立卦，发挥于刚柔而生爻，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”这段话从“赞”、“数”、“德”的角度阐明了《易经》的宗旨。孔子所开显的“赞”、“数”、“德”三层一体的诠释路数，充分展现在今、帛本《易传》之中，为后世易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范型。

通观中国易学史，一般粗分象数与义理两大流派。象数易学以探究《易经》文本的象数内涵为主题，在象数模式中构建易学天人之学。义理易学则以探究《易经》文本的义理内涵为主题，重在直接揭示《易经》文本的天、地、人三才之道，而是不将其寄托在象数模式上。其实，象数是易学之根基，抛弃了象数，易学也就不成其为易学；义理是易学之指归，没有了义理，易学也就是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。在孔子及反映其思想的今、帛本《易传》那里，并没有象数与义理的分野，义理根植于象数，象数是为了表诠义理，二者本就是一体互显的。后世易学因其时代思潮和历史文化需求的不同，在治《易》路数上各有偏重，或偏于象数，或重于义理。但质而言之，它们所关切的中心也仍然是现实中的人，其目的都是为了应对各自时代中的问题，解决人在历史中的困境。人总是历史发展中的人，人所面对的问题也总在不断变化，所以《易经》的思想内涵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面貌。《易经》之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部古代文化典籍，更在于它能因时现义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启发性的指导。正如刘君祖先生书中所说：“《易经》并不是死硬的教条，它强调每一代都要创新、要突破既有格局；不但能应付当代最迫切的危机，还具有指向未来的前瞻性。《易经》的智慧在未来百年千年还可以不断地启发后人，针对他们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，从一些基本面上提供指引。”

刘君祖先生是台湾著名易学家，以切身之实践对易道与当代社会的互动有深湛的体悟，将难解的易理以现代生活予以解读，生动活泼，剖析透彻。孟子云：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则居之安；居之安，则资之深；资之深，则取之左右逢其原，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”君祖先生研《易》数十年如一日，切磋琢磨，深造自得，所以他对《易经》的解读也就能“左右逢其原”。他已经出版了《易经与现代生活》、《易经的第一堂课》、《详解易经系辞传》等多部著作，深受社会各界读者所喜爱，为易学文化在新时代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。这一套解读《易经》六十四卦的书，承继他以现代生活解《易》的独特风格，将古代易说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，对卦爻象和卦爻辞详尽剖说，融象数义理为一体，娓娓道来，新意迭出，既适合于初学者，也有益于大方之家。我与君祖先生是相识多年的挚友，他多次参加我所召开的周易学术研讨会，我也多次赴台参加他主办的易学会议，因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今看到其新作即将付梓，我非常高兴，故而略述感想如上，以应君祖先生索序之情。

刘大钧

2011年4月19日于山东大学运乾书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