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羲之是《世说新语》中所述众多人物中的一个，是东晋名士之一。但因其身上“书圣”的光环太过夺目，竟成为众人全面了解他的一个障碍，使历史上原本丰满、生动且颇具个性的王羲之成了一种符号性的存在。著名学者李零说过：“去圣乃得真孔子。”人一旦被神圣化以后，就难免会使其“真”。而中国传统文化好像又特别喜欢且擅长与此：神化、圣化，然后顶礼之，膜拜之。这种行为看似是对所谓圣人的尊重与追慕，其实骨子里是一种疏远与冷漠。诸多“圣人”们若九泉有知，真不知该作何感慨。

本文将以《世说新语》中相关王羲之的记载和《晋书.王羲之传》为基础，试图还原一个立体的王羲之。当然胡适说过，历史的真相就像洋葱的核，你一层一层剥下去，其实什么也没有。所以本文所呈现的王羲之肯定与历史真实中的他有差异，或许差异还不小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也许那个“核”并不是最重要的，而“剥洋葱”的辛辣味才更能给我们启迪。

一、多重的身份

“书圣”是王羲之前面最经常见到的，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定语，但事实上，他的身份绝不仅仅只这一个。王羲之，东晋名士，出身高门，原籍琅琊临沂（今山东临沂）。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最显赫的士族。在王氏家族中，很多人担任过显官要职。其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，历任司空、太尉，太保等职。伯父王衍先后为晋惠帝的中书令、尚书令和太尉。南渡后，伯父王导官居宰辅，把持朝政；另一伯父王敦驻守荆州，掌握重兵，形成了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的特殊政局。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，是首先建议晋元帝司马睿渡江的东晋开国功臣。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，王羲之是极其优秀的一个。《晋书.王羲之传》中说：“深为从伯敦、导所器重。”王敦称赞他说：“汝是吾家佳子弟。”可见，他是当时最显赫士族之一的代表人物，这是其一。

其二，王羲之是颇具政治远见的朝廷官员。他以秘书郎起家，做过征西大将军庾亮的参军。庾亮死后，在扬州刺史殷浩的劝说下，再次出仕，任右军将军、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内史，并颇有建树，显示了其卓越的政治、军事才能。

在政治上，王羲之之主要作为可归结为一下几点：

1、赈灾济民。他到达任上时，会稽正遇上严重的灾荒。王羲之一方面打开粮仓赈济这里的灾民，另一方面向朝廷提合理化建议：建议“断酒以救民命”，认为“此郡断酒一年，所省百余万斛米，乃过于租”。

2、为民请命。通过实际考察，王羲之了解到东晋政府加在人民头上的赋税徭役过于繁重，而吴郡（今江苏苏州）、会稽一带尤甚。故而他一再上书要求减免赋役，以使人民“小得苏息，各安其业”。

3、痛陈弊端。他批评政府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，行政效率低，只会给人民增加负担，“主者涖事，未尝得十日，吏民趋走，功费万计”。在对会稽郡下属的各县进行检校之后，他发现官仓失盗的现象十分严重。原因是监守自盗，“仓督监耗盗官米，动以万计”，“余姚近十万斛”。王羲之谴责朝中当权者阻挠追查，说他们实际是“重敛以资奸吏”。认为只要“诛翦一人，其后便断”。

此外，王羲之在军事上亦有不俗表现。在他担任会稽内史期间，东晋政府内部掀起了一阵北伐热。荆州刺史桓温掌握重兵，灭掉蜀地的成汉政权之后，积极准备北伐。桓温企图靠军事上的胜利，提高个人的威望，实现代晋称帝的野心。永和九年（353），坐镇建康的宰辅司马昱为抑制桓温，抢先命令扬州刺史殷浩为北伐的指挥。殷浩是徒有虚名的清谈家，毫无作战经验。他任用降晋的羌族首领姚襄为北伐前锋，结果姚襄中途倒戈，在山桑伏击殷浩。殷浩惨败而还，北伐军损失极大。王羲之向来反对盲目北伐。在殷浩动身前，他曾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，进行劝阻。北伐失败后，殷浩不甘失败，复图再举。王羲之再一次写信给他，告诫殷浩应该汲取失败的教训，“往事岂复可追，愿思弘将来”。他讲，“政以道胜宽和为本，力争武功，作非所当”，盲目北伐召致多次的丧师辱国，是当政者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。东晋国力不足，军败于外，资竭于内，既然没有力量控制淮河流域，不如全力保住长江不失。他建议，当政者应该引咎自责，承认错误，集中全力汇集人才，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，努力刷新政治，消除烦苛的制度，减免赋役徭役。只有这样，困难的局面才可能改观。王羲之警告说，如果坚持割剥百姓的暴政，陈胜、吴广一样的起义马上就会出现。在写给司马昱的信中，他对一再劳师兴众的后果表示担忧。指出，打仗要知己知彼，万全而后动。盲目北伐，取胜的希望很少，而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极大，“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，不亡何待？”他又写信给尚书仆射谢尚，沉痛地列举了战争带来的灾难。他说，每次参加征役和充运的人中，因为死亡或叛逃的都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返回家园。政府不顾人口的损失，仍然对百姓照常进行征发，造成更多人中途叛逃。按照政府法令，逃亡者的家属和邻居要连坐，于是又有新的人大批逃走。“百姓流亡，户口日减，其源在此”。

其三，王羲之是当时著名文士，是“魏晋风度”的代表人物。《晋书.王羲之传》载：“羲之雅好服食养性，不乐在京师，初渡浙江，便有终焉之志。会稽有佳山水，名士多居之，谢安未仕时亦居焉。孙绰、李充、许询、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，并筑室东土，与羲之同好。”孙绰、李充、许询、支遁等人皆是当时名士。这些人物好老庄、善清言，王羲之经常与他们一起谈玄论道、诗酒风流、逍遥度日。《世说新语.文学》中4、28篇均有所反映。其中最有名的一次便是晋穆帝永和九年（公元353年）三月三日的兰亭之会。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中说：“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诸怀抱，悟言一室之内，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虽趣舍万殊，静躁不同，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，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！”从中可见其所思考、感慨的是人生、生死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。无怪乎《世说新语.容止》30篇中记录说：“时人目王右军‘：飘如游云，矫若惊龙。’”

二、多样的性格

在《世说新语》中，与王羲之相关的记载共53条，分别分布在17个类目当中，较为生动地展示了其复杂的性格。

（一）机智、洞察世事

说道机智，最具说服力的便是假谲7中提到的片段。这个孩子居然可以佯装熟睡、而且用还“吐唾纵横”还增强真实性。在那样的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，能有如此缜密的心思，实在是机敏冷静异常。更让人惊诧的是，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，就能辨识出自己所闻之事的严重性，并判断出即使是自己的伯父仍会对自己身的安全构成威胁，可见其心思之深，对世事洞察之透彻。

王羲之10岁时已经如此，此后经过仕途历练后便更加洞明。难怪在谢万寿春之战打败而归，写信与王羲之说：“”时，他会一下子看透谢万的心思。这里，我们再次看到了他的理智、冷静和敏锐。

（二）骄傲、坦诚

东床快婿的故事流传甚广（源出雅量19），这里凸显了王羲之的超然。当别人都矜持时，他却“坦腹卧”，一副超然事外的态度。但问题在于你是知道选婿之事的，若真是不在意的话，即使不屑于矜持去讨好谁，但也没必要刻意地“坦腹”来显示什么吧，这是否恰恰是一种展示呢，一种骄傲的作秀？对与他的骄傲，文学36中的记录更加明白。但有趣的是，他对自己的骄傲一点都不演示，反倒很投入地径自表现。而且当他被支道林的言谈折服后竟“遂披襟解带，留恋不能已”，真是天真烂漫之极。

（三）敏感、脆弱

轻诋5中记载说：“”可见他对自己的“讷涩”很是在意。甚至在自己亲近的人面前也露怯。这种极其敏感的人往往对别人的看法非常在意，同时也非常期待被认可、被承认。所以当他得知有人以《兰亭集序》比《金谷诗序》，又把他与石崇想匹敌时，露出了非常欣喜的神色。这两个记载虽分别出于轻诋和企羡，刘义庆作这样的编排或许有些许贬斥之意，却很难得的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平素超然玄远的东晋名士世俗、可爱的一面，这其实是一种人性的光芒，让千百年以后的我们读之仍觉可亲可近。